Chrome占了八成五,他还是做了个浏览器
“技术的浪潮再高,真正决定生意成败的,往往是那些还没被大厂顾上的普通人。”
Google I/O大会现场,谷歌DeepMind的团队拉了一批亚洲创业者闭门交流。
席间,谷歌的人对两家公司格外好奇,追着问了许多问题。
一家是来自印度的游戏语音平台,有点像中国早年的YY语音;另一家就是许乐洋联合创办的Seekee,是一款主要在拉美市场跑出来的AI浏览器。
聊到一半,许乐洋反问了谷歌的人一个问题:“除了英语,你们在大模型语料和能力上最强的语言是什么?”
对方迟疑了很久,最后给答案出人意料:韩语。
理由很简单,因为三星是谷歌的核心合作伙伴,在上下文和语料上给了大量支持。
这个细节让许乐洋彻底想通了。
哪怕是谷歌这样触角遍布全球的巨头,面对英语之外的小语种市场,依然存在巨大的语料饥渴。
而Seekee在拉美沉淀下来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字与语音交互数据,恰恰是大厂尚未俯身拾起的拼图。
这正是中国出海创业者最擅长捕捉的缝隙。
吴晓波频道《AI未来谈》的直播间里,非凡产研创始人吴畏与许乐洋聊了两个小时二十分钟。
许乐洋的履历很有代表性:前11年,他在硅谷系美元基金和华兴资本做投资与投行,在牌桌边上“看牌”;2021年,他亲自下场创业,先和团队在东南亚做出了2亿多下载、千万级日活的视频产品Loklok;2025年农历新年后,又在拉美推出AI产品Seekee,不到两年时间,再次跑出了一亿多、近两亿的下载量和数百万日活。
如今,他转身加入由陈大年创立的语生科学(Genora Science),担任投融资负责人,做起了AI项目的深度孵化。
回看他下场这几年的打法,几乎每一步都踩在硅谷主流叙事的反面:不去卷欧美日韩,专挑东南亚和拉美;不做酷炫的原生Agent,而是套上古老的“浏览器”外壳;不逼用户学写提示词,而是把功能打包成“福袋”喂到嘴边。
在一个所有人都生怕不够前沿的AI时代,他的商业逻辑却格外朴素:技术的浪潮再高,真正决定生意成败的,往往是那些还没被大厂顾上的普通人。

一先做减法:去没有房贷压力的地方赚订阅费
2021年决定下场创业时,许乐洋和合伙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风口,而是做减法。
当时国内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出海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但全球市场这么大,第一站去哪?
他们最先划掉的,恰恰是出海创业者最向往的美国和日韩。
理由很直接:这些市场的移动互联网路径和商业模式已经高度成熟,新入局者硬撬的成本太高。
非洲他们也认真调研过,最后同样放弃了。
“我们毕竟是做企业,不是做公益。”
许乐洋说得很坦白,非洲市场当时的消费能力,甚至不足以让团队从流量中获得最基础的商业回报。
一圈筛下来,目光落在了东南亚和拉美。
这两块市场有几个迷人的共性:人口基数都超过6亿,且仍在增长;都有一个绝对的头部国家压阵——东南亚有近3亿人口的印尼,拉美有两亿多人口的巴西;更关键的是,当地用户没有国内那么“卷”,竞争没那么惨烈,用户对新产品的互动意愿极高。
但真正让团队拍板的,是当地人的消费心态。
在国内,消费市场正在进入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赛道”;而在东南亚和拉美,情况完全不同。
“他们没有各种房贷、车贷的压力,心态比较好,很欢乐,也很愿意花钱。”
吴畏在对话中点破了一个常识误区:一个人赚多少钱,和他愿意花多少钱,并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
在拉美和东南亚,月薪两千、发工资第一天就全部花光,接着靠消费金融借贷度日的人比比皆是。
“先行消费”本身就是当地极具特色的支柱产业。
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团队又做了一次精准的梯度切换:
第一款产品Loklok是杀时间的视频娱乐产品,放在了离中国更近、文化更容易理解的东南亚;而到了第二款产品Seekee,目标是做AI订阅制变现,团队果断跨洋去了拉美。
因为拉美的人均GDP高于东南亚,且受北美市场辐射,用户对付费订阅的接受度天然更高。
更妙的是拉美的语言红利。
东南亚几乎是一国一语言,本地化极其碎裂;而拉美高度集中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击中西语,你就击中了除巴西以外的所有拉美国家;做好巴西葡语,剩下的两亿人口也就搞定了。”
站在Loklok积累的推广和获客经验之上,Seekee在拉美的起跑速度比当年在东南亚快得多。
“已经有Chrome了,为什么还要你?”
如果说去拉美是市场选择上的避实就虚,那么把Seekee做成一款“浏览器”,则是产品形态上的一次彻底反共识。
“已经有Chrome了,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的浏览器?”这是过去两年许乐洋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在所有地区,Chrome的综合市占率几乎都超过70%,如果算上安卓与iOS预装的Chrome和Safari,两大巨头吃掉了八成五的份额。
在外界看来,去碰浏览器这样的底层入口,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在许乐洋眼里,这恰恰是一道送分题。
首先,八成五的市占率证明“浏览器”是一个渗透率极高、完全不需要教育用户的成熟载体。
创业公司根本不需要去颠覆Chrome,“只要在它的市占率里拿到一个点、几个点,就已经能证明很多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怎么把AI能力毫无违和感地塞进普通人的生活?
在Seekee立项之初,团队最先否决的就是那些形态过于超前的纯AI原生产品。
“像我们这样对新产品敏感的人,不需要宣传也会自己下载试用。但普通用户不会有‘我今天非要去试个新产品’的偏好。”许乐洋说,任何独立的App对普通人来说都是重新学习的成本,哪怕新手引导做得再好,“理解”这件事本身就是门槛。
而浏览器从PC时代活到移动时代,从来没有被真正淘汰过。
用户打开它,潜意识里就知道“我可以在这里找到网上的任何东西”;页面上的“收藏”、“标签页”按钮,不需要多费口舌解释。
把AI能力藏在这样一个人人熟悉的外壳里,用户的信任成本是最低的。
至于什么时候扣动扳机,他们足足等了两年。
早在2023年,团队就试过把AI功能塞进母产品Loklok里,但很快发现,当时的模型智能度不够,普通用户也完全没准备好。
直到2024年底,美国几家大模型巨头开始把底模当作大众商品推向C端,他们才判断:面向普通人的应用窗口期到了。
“早了,可能就成先烈了。”吴畏感慨道。
在Seekee的设计里,有一条铁律:绝不让普通用户费劲巴拉地去写Prompt。
拉美用户爱看球赛、找音乐、刷资讯,他们只需像平时一样自然输入偏好,后台就已经用AI跑过了一遍。
Seekee先后上线了小几十个细分功能点,不需要用户琢磨怎么结构化表达,点一下就能出结果。
这让吴畏想起了中国PC互联网时代的经典产品——hao123。
在主流AI圈都在争论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会不会变成Answer Engine(答案引擎)、默认用户面对一个空白对话框就能搞定一切时,Seekee看穿了一个更真实的底色: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搜什么,他们其实是在等着被“投喂”。
墨西哥城的一家五口,与12美金的“福袋”
如果不去拉美现场,坐在国内写字楼里的产品经理,大概率永远想不出当地人会怎么用AI。
为了摸清用户习惯,许乐洋带着团队飞到墨西哥城,把当地用户约过来做面对面访谈。
来访谈的很多是家庭用户,父母拖着两三个孩子一起进门。
把手机递过去的那一刻,面对面沟通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你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手指在哪个按钮前迟疑、在哪里操作顺畅,又在哪个界面突然愣住。
这些下意识的微表情和动作,是任何线上问卷都抓不到的。
在几十个功能里,跑得最好的有三类:偏女性用户常用的一键改图;偏轻办公人群用的文档格式转换、录音转写与会议纪要;再有就是家庭用户最爱的拍照解题。
拍照解题在国内早已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标配,但在拉美却撞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本土需求。
访谈中,一位家长对这个功能赞不绝口,紧接着提出了一个请求:“海外的实体教材非常贵,哥哥用完的课本上写满了笔记。如果你们拍完照之后,能顺手把上面的笔迹抹掉,我不就可以打印出来当成新课本给妹妹用了吗?”
一个拍照解题,加上一个AI修图抹除,拼成了拉美多孩家庭最刚需的省钱工具。
随后,团队立刻围着这个场景做了针对性迭代。
这种贴着地面走的“笨功夫”,贯穿了他们本地化运营的始终。
许乐洋坦言,东南亚离得近,说走就走;拉美隔着半个地球,很难高频出差。
但为了听见用户的声音(VOC),团队成员养成了直接加用户WhatsApp和Telegram的习惯。
这些联系人不是什么KOL,就是哪怕只填过一份问卷的普通热心用户。
每逢各国不同的节假日,运营团队都会照着梳理好的“活动日历”,用当地语言做细致的UI适配和节日问候。
“这对企业来说没有太多成本,但会让用户隐隐觉得,你这个产品是把我当回事的。”
而在怎么赚钱这件事上,Seekee拿出了一套极其“中国互联网”的打法。
在欧美和拉美的应用商店里,工具类App通常是高度垂直的:一个修图软件每月收六七美金,一个扫描或转写软件又收六七美金。
欧美用户习惯了这种按单点功能付费的SaaS逻辑,以至于吴畏体验某些海外Personal Agent时,系统弹出的第一个建议竟然是:“要不要我帮你取消一些没在用的订阅?”
Seekee反其道而行之,把改图、轻办公、拍照解题等几十项功能全部捆在一起,打包成月度会员,定价10到12美金。
这就好比一个“AI大礼包”或“福袋”。
用户最初可能只是为了7块9毛9的修图功能掏了钱,但在浏览器里逛着逛着,偶然用上了会议纪要或者给孩子辅导作业,他立马会产生一种“我赚到了”的强获得感。
“当他击中第一个功能时已经付费了;一旦他用上第二到第五个功能里的任何一个,留存和粘性就会指数级放大。” 许乐洋说。
当Agent替你干完活,人类依然需要“逛街”
既然AI能力越来越强,一个绕不开的终局问题是:未来Personal Agent处不在,我们还需要Seekee这样的App吗?
吴畏先分享了自己作为重度用户的真实切片: 前阵子他高频使用ChatGPT Agent,发现自己打开浏览器的次数变少了,因为都是Agent在后台替他开Chrome干活;后来切到国内的豆包,配合飞书CLI,他连飞书都很少手动打开了,直接让Agent去操控云文档和多维表格;再往后用上云端Bot,他反倒重新拿起了手机,随时随地给背后的云电脑派活。
效率确实呈倍数级放大,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
“因为AI扩大了我能做事情的边界,结果导致我做了越来越多的事。” 吴畏苦笑着说,以前做不完的事现在都能做了,代价是自己的娱乐时间被严重挤压,只有等模型额度受限、需要重置的空档,才能喘口气娱乐一下,“有时候我也没想清楚,多做的那些事到底意义和价值在哪?”
“我也是这个状态,”许乐洋深表赞同,“睡觉或者离开电脑前,感觉不交给AI做点工作都有点可惜。”
但这恰恰是精英创业者的错觉。
当视角拉回全球数十亿普通人,逻辑就全变了。
许乐洋敏锐地指出,Agent确实会消灭一批很薄的工具类App,接管人类的“浅层决策”。
比如千问刚上线下单功能时,引导大家买的都是咖啡和茶饮——因为你每天喝哪家品牌的拿铁是固定的,不需要挑,一句话指令就能搞定。
但如果是去一家从未去过的新餐厅呢?
AI能替你看菜单、替你感受环境吗?不能。
“为什么‘逛街’这件事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人类的一种乐趣。”
许乐洋说,只有当你对一件事完全不感兴趣,或者熟悉到纯粹想用效率换结果时,你才会彻底交权给AI。
只要你还带着探索未知的好奇,你就依然需要亲自去浏览、去滑动、去体验。
更何况,“极致追求效率”从来不是全人类的共识。
在越南和印尼街头考察时,许乐洋常看到当地人从中午、下午一直到晚上,优哉游哉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咖啡、刷手机。
“他们屁股后面没有狼在追着跑,没有每天必须干完123456789的任务。”被移动互联网训练得极度工整、习惯把时间切成碎块的中国用户,很难想象那种慢节奏带来的松弛与快乐。
除了习惯,横在Agent面前的另一道高墙是信任与安全感。
吴畏算是胆子大的尝鲜者,为了买服务器和API,已经把信用卡绑给了Agent;而许乐洋至今只敢向AI开放谷歌邮箱和日历这类半公开信息,信用卡这一步始终没迈出去。
他还听说有朋友专门办了一张限额信用卡给AI用,以防失控。
现在的模型已经足够聪明,能干完绝大部分活,但信任是很难短期建立的。
由此,许乐洋非常看好本地模型与本地化私有部署的未来——就像很多家庭会买NAS(网络附属存储)一样,如果有一个机制能确保“我的家庭信息、内心想法和生活细节绝不出这部手机、不离开家里的智能终端,不出这个局域网”,普通人就会彻底放下戒备。
未来的AI很可能会走向分层:最私密的记忆留在本地,常规的智能本地模型基本可以胜任,而最精尖的研发才交给最顶尖的云端模型。
硅谷的牌桌,与“真孵化”的攒局者
今年4月,许乐洋去美国见了一圈东西海岸的投资人,带回了不少一线体感:
如果一个华人团队从第一天起就想拿美国主流基金的钱,首先公司最好注册在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而不是传统的开曼架构,美国资本更认前者;其次,创始人不能像个两头跑的“游客”,必须真正在当地扎下来,哪怕英语靠AI辅助完全够用,但在硅谷极度高频的线下社交场里,“别人分享完,你高低也得输出几个观点”,用跨文化的双重视角赢得圈子的认可。
但他同时提醒,美国本土VC目前对To C赛道“又怕又不信”。
近年来美国几乎没跑出什么大型To C新贵,连红极一时的Character.ai最终也黯然结束。
面对外来创业者,美国投资人最直接的拷问往往是:“本土团队都没做成,凭什么你一个外来者做To C能成功?要是Meta顺手抄一个,你怎么办?”
不过,华人在AI应用层的细腻身手,依然让硅谷侧目。
a16z的一位拉美裔合伙人在见到许乐洋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人做的App,想得很周全,营收模式也很有意思。”
从看牌的投资人,到在泥潭里打过滚的亿级产品联合创始人,如今在语生科学,许乐洋把这两段经验拧成了一股绳。
吴畏向他抛出了一个创投圈永恒的母题:好的创业者,究竟是被筛选出来的“天选之子”,还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
创业到底是“人找事”,还是“事找人”?
许乐洋的回答很务实。
如果站在纯粹早期VC追求百倍超额回报的视角,那一定是在赌万里挑一的“天选之子”;但在AI时代,创业的定义正在变宽。
AI让一个人就能干完过去两三个环节的活,只要能找到市场缺失的缝隙,做成一门稳健的AI好生意,同样是极其优秀的创业。
过去的孵化器,大多只是租个工位;而语生科学想做的是“真孵化”——由真正下场“打过仗”的导师深度介入,帮那些有长板、但缺关键队友的年轻人把局攒起来。
比如一个极懂AI技术的大厂年轻研究员,如果配上一位历经商业周期的成熟操盘手“青蓝相接”,一个实验室里的点子,就可能真正长成一家活得很好的公司。
整场对话下来,许乐洋身上有种难得的清醒。
当技术狂热者们在硅谷争论AGI何时降临、Agent如何接管世界时,他始终惦记着墨西哥城那个想把哥哥课本笔迹擦掉省给妹妹用的家庭,惦记着拉美和东南亚那些不懂什么是Prompt、却渴望生活变得更便利的普通人。
这或许就是他反复提及的“AI平权”最真实的落脚点——真正伟大的商业机会,从来不只在算力之巅,更在每一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里。
访谈精选 Q&A
Q1:你有十一年一级市场经验,2021年为什么决定下场做海外产品?
许乐洋2011年前后入行,先在硅谷系美元基金,后来去了华兴资本。
当时是全球化如火如荼的年代,PC互联网到顶,移动互联网刚起步。
做投行时,他和早中期创始人走得很近,从想法到产品落地再到团队扩张,经历了不止一次,自己也把自己当成“外部的联合创业者”。
2021年他离开华兴前,已经把To C这条赛道看了很久,觉得机会在更远的地方。
他和联合创始人一拍即合:联合创始人在国内移动互联网做得不错,有时间和余力;他自己在新加坡南洋理工读过研究生,了解东南亚。
两人认为,国内积累多年的产品经验和“工程师红利”在海外还能用,海外天花板更高,用户也需要重新学习。
Q2:投资人看牌和自己上桌,落差大吗?
他说落差没有想象的大,因为此前已经深度参与过很多创业公司的日常。
真正的区别在于,无论走得多近,投资人终究是编外人员,只有真正“一起踩在泥潭里”,感觉才不一样。
促使他做决定的是一种冲动,他的原话是“创业就是要冲动的”。
至于更喜欢哪一边,他的回答是两者训练的东西不同:创业是在解决一个大问题的每个细小环节,投资培养的是看全局的视角。
现在做孵化,两边经验都用得上。